​红色女“特工”黄慕兰自传-53

红色女“特工”黄慕兰自传-53

1947年，因祝贺我四十岁，“牛尾聚餐会”在上海徐家汇区周家花园内举行扩大聚会，家属亦参加。陈立夫夫妇携妹及女儿参加，说为我添福添寿，并送我一幅陈立夫的夫人孙禄卿女土拟参加画展、上面有陈立夫题诗的画。志皋翌日设宴答谢，只请了江南名士冒鹤亭、名画家刘海粟夫妇，还有李焕之、李南香作陪。席间不谈国事，只谈孙禄卿的画展。

无独有偶，白崇禧夫妇由陈弟石君陪同，亦以游园为名，前来祝贺我的生辰。我们邀请了公司董事杜月笙夫妇、徐寄庼和郭虞裳作陪。郭是小党派民社党中的左派人物，且是志皋的大哥陈赓虞的连襟。杜月笙因故未到，由姚玉兰代表出席。

白氏夫妇说今天就是想来亲眼见一见这位当年在武装士兵四根枪杆的监押下，上法庭面不改色，侃侃而谈，强调国共合作、爱国无罪，理直气壮地进行答辩的巾帼英雄。

同年夏天，李汉魂将军及夫人吴菊芳自英国回来，在抗战胜利后的上海与我们重逢，共话过去愉快合作的往事，并合影留念。李将军是一位参加过北伐战争的军人，虽然一直在国民党阵营，但是很有正义感。抗战初期，他在广东省主席任上 与志皋共事而成至交。当时很多人发国难财，有人怂恿他用职务之便走私鸦片，他本不愿意干，但是该人来头不小，很难拒绝。李与志皋商量，志皋对他说了一句话：做官做一时，做人做一世。使李顿下决心，并且从此成为莫逆之交。志皋在韶关工作的成就，与李的默契支持是分不开的。

1942年，我们被戴笠秘密逮捕后，李虽没有明受株连，却备受排挤。1945年抗战胜利，各省官员照例官复原职，可是广东省政府主席却另派他人。李汉魂以“出国考察”之名被黜，回国后则明升暗降，做了一任内务部长，军权、行政权全部被吊销。

那个时候“牛尾聚餐会”的成员们都觉得时局堪忧。社会上和国民党内一批幻想国共和谈成功、南北分治的人士，在和谈破裂后，当然对国民党十分失望。当时物价日涨，加上金融凤潮迭起，政府不许人民私有黄金，钞票贬值，投机奸商大发横财，民不聊生，政府贪污腐败，接收大员“五子登科”，而蒋介石又倒行逆施，宣布布反共“剿匪”，重开内战，民怨沸腾。青年学生，文联，银联与广大市民们掀起了以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要生存的斗争。一些外交界权威人士和军政界已退休的人员，凡有能力出国者均纷纷转移。有识之士已料到蒋家王朝将要自取灭亡了。“生尾”成员表面看来在 吃喝谈论，实际上是洞若观火。

参加“牛尾聚餐会”的一些国民党方面的上层人士，在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业已摇摇欲坠之际，曾经通过各种方式对我党作过友好的表示。例如，王新衡在离沪去台前 曾来我家辞行。他是军统方面专员级的骨干，又是蒋经国当年留苏时的同学好友，抗战胜利后，出任军统上海站站长，但暗中却拿出五万美元由蔡叔厚出面当董事长，投资昆仑影片公 司，支持进步电影事业，曾经保护过夏衍、于伶同志，还支持过于伶所主持的上海剧艺社的工作。

他在向我告辞时，谈了自己同蒋经国相知以心的深交以及自己不知报知己、报国孰重，骑虎难下的苦衷。他对我诚恳地说；“过去帮过中共方面一些忙，愿将这功劳都挂在你的名下。”由于知道1942年我在重庆曾家岩曾蒙周恩来召见，定与中共有密切关系，此番一定不会随国民党去台湾的，因此特来托请我，如有机会，代他将苦衷向中共领导上达，当年在国难深重，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对敌斗争中，曾有所贡献，有功不求赏，只求证明从未卖友求荣，如今两营敌对，上情下情难以沟通，但愿以这番辞別之言，表明心迹而已，非向“牛尾”同仁告别，后会有期。

王新衡离沪后，有意脱离军统，故意滞留香港不去台湾。然在港遭刺杀，幸得抢救，非未丧命，但是知道这是警告，不能再留港不走，只得去了台湾。唯以健康为由，未再担任具体工作，仅挂名立法委员，直到去世。

“牛尾”成员陈宝骅虽是陈立夫的堂弟，但思想亦倾向进步。他还有一位进步的叔父陈其瑗，是国民党左派，全国解放后、曾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民政部的副部长。陈宝骅虽同情、支持人民革命事业，并向我们提供过敌人企图一网打尽白区中共和进步人士黑名单的绝密情报，但因有陈立夫这顶保护伞，军统、中统特务对他并未猜疑和监视。

潘汉年同志早就着手做争取他及其亲属子女的工作。其长子解放后是上海交通大学的中共支部书记，其余子女也先后入党。上海解放前タ，以毛主席、朱总司令名义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有一部分就是在陈宝骅家里印好后再秘密散发、张贴的。所以他本人亦决心留沪，不随蒋介石集团逃往台湾。

田汉同志在转移离沪前来我家辞行，关心地询问我和志 皋为何不同去香港。志皋说：“虽然黑名单上我和定慧亦列其中，但我与蔡叔厚在上海警备司令部的高层中均有熟人，不仅不会抓捕我们，而且遵照中央和解放军前线首长的指示，正在秘密酝酿驻沪蒋军内部的策反起义工作，争取为和平解放、保卫大上海做出贡献。”田汉同志闻言即不再语，紧紧地握住我俩的手说“千万珍重”，依依惜别。

在外人看来，自1946年以后，我们家中各种聚会从未间断，经常是高朋满座、嘉宾如云，显得非常热闹。其实是按照党交代的新任务，在异常严峻的形势下，配合前方激烈的解放战争，抓紧做好各阶层人士特别是文化科技界人士和高层知名人士的工作，以迎接全国红旗飘扬之日的到来。至于在蒋家王朝行将覆灭的前夕，大局已定，一部分国民党高级官员也急迫地来和我们联络关系，这也是估计得到的。

在白区的地下工作中。这些推不掉的席面上的应酬，我一方面按照地下工作的纪律和要求去对待，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同时，在和他们接触之中，遵循党的原则，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地分别应付，并从中进行教育、分化、策反，起到了应有的积极作用。

党中央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为配合前方的 解放战争而继续抓紧做好统战工作。刘少文负责联系的“牛尾聚餐会”非但不是被人诬陷的“CC集团的智囊团”，而且是由共产党员起着骨干作用、为完成党的特殊任务而成立的党的外围组织。经过审査，已弄明白是为解放战争作出过贡献的，是功不是罪。好在“牛尾”同仁中有刘少文、于伶在，他们对这些事当然都是心领神会的。所以上海解放后我参加救济分会的工作，于伶就嘱咐蔡叔厚向我传言：有关“牛尾” 及应付国民党上层人士等的情况，我不必向救济分会的领导提及，由他直接向党中央汇报。

1958年受审査时，我据实向组织上全部交代清楚。1986年复査平反。因此，我在上文中对 “牛尾”的内幕公开披露，因为多数当事人均已作古，现在已是应该公开的时候，用不着再像猜谜似的罩上一层神秘的云雾，更可使下一代人了解真相而心中踏实。同时，也可粉碎敌人挑拨离间的阴谋，驳斥他们诬蔑我们的统战工作“功则归 己，过则诿人”、“过河拆桥”、“背信弃义”等各种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无耻 言。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公开出来，以正视听，自然可以加强我党统战政策的延伸，凝聚团结的力量。这也正是我写这部自传体回忆录的一个重要理由和应尽的纪实存真责任吧！

1948年中秋之夜，在南京的多年好友黄苗子突然打来个长途电话说：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部和经济部以莫须有的罪名，已决定吊销通易公司的营业执照，勒令停止营业，限期在十二天之内清理完毕一切债权债务，第二天的报纸上即将公布此事，嘱我们急速设法应变。

闻此飞来横祸，我们急得一夜未能安眠，立即电话通知 公司各业务部门的负责人，第二天一早都提前上班，共商对 策。到时，把副总经理和各部门的业务经理都找在一起，先是要盘清公司的底账，因为估计报上只要一公布这个消息，所有在公司立户存款的客户都必定会争先恐后地前来公司提取存款。果然不出所料，到了上班时间，公司一开门，前来提款的客户蜂拥而至排上了长队，形成挤兑风潮。

要知道，金融行庄的任何一个公司，当日库存的现款是不会太多的，通常都是对收进来的存款定的利息低一点，而对放给工商界的贷款利息定得高一点，从中赚取利息差额，否则就不可能维持开销，更谈不上赢利了。被勒令停业的消息公布后，公司对外所放出的贷款一下子收不回来，不要说有的贷款尚未到期，就是业已到期了的客户，眼见公司即将倒闭，也都是能拖则拖，不肯立即归还；而对于存款的客户，不论定期的还是活期的，却都要在十二天内全部付清。正是“屋漏偏遇连夜雨，船行又逢顶头风，此时我刚刚分娩，因为流血过多，无法充分休息，生下的男孩在此逆境中不幸天殇。志皋受此双重打击，心境十分恶劣。所幸解放战争前线捷报频传，上海以至全国的解放已指日可待，大局前景光明，喜多于忧，我只能强打精神，并鼓励志皋振作起来，投入应变战斗。我虽坐在床上，也是忙个不停地帮助公司给工商界的朋友们打电话，请他们帮忙调头寸（现款）借给公司应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