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沛林：目睹“老洋人”洗劫阜阳之惨状

霍沛林：目睹“老洋人”洗劫阜阳之惨状

引子

＃本文摘自《阜阳史话》第二辑(1983年11月)，霍沛林口述、梁义三整理，原标题《目睹“老洋人”洗劫阜阳之惨状》

图文无关，仅作示意

之前发过多篇有关“老洋人”张庆的搬砖文，包括他老家宝丰文史上的一篇。在《安徽文史资料》第十六辑(1983年12月出版）里有一篇同作者同内容文章(四千多字)，估计是摘选自此文。

解放前土匪遍地走的情况并非河南独有，有兴趣的话，可以研究一下英国人贝思飞的《民国时期的土匪》。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当时全国各地土匪多如牛毛。至于土匪最大来源，毫无疑问就是破产农民，其次是溃兵。

“穷山恶水出刁民”——鲁西出响马、豫西出蹚将与生存环境恶劣有一定关系，但人祸、天灾才是更大诱因。

人这东西，一旦衣食无着、身处绝境，便难免要铤而走险，以命相搏。土匪的下场，多数没有好结果。历朝历代，对待群起作乱者，只要有能力，几乎都是赶尽杀绝。当然被招安的也不少，成为封疆大吏、雄踞一方，甚至荫及子孙，张大帅就是代表。在某个时期，大肆宣扬“造反有理”，对某些乱世枭雄歌功颂德，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正文

我十六岁时（一九二O年）到阜阳，在大隅首北边“汇昌和”钱庄学徒，东家王慈生，又叫王普，经理马俊峰。王是安徽督军倪嗣冲的女婿，当时任皖南镇守使兼第三混成旅旅长，在阜阳有钱有势。钱庄和现在银行差不多，出银票、存款、贷款、业务很忙。当时还有倪家办的“益萃恒”、“益顺恒”两个钱庄和“汇昌和”在阜阳三足鼎立。

我学徒的第三年（一九二二年）就发生了！“老洋人”进城事件。大街上的房屋基本烧完，商店被抢掠一空，数百人被土匪杀伤杀死，掳走的人更多。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所不为。“老洋人”在城内劫掠两昼夜走后，倪嗣冲的旧部安武军进城，又搜又抢，比土匪更厉害。

土匪进城的前几天，城里就流传着河南省大股土匪往这里流窜的消息，可王公馆（王慈生）里的老爷太太，照旧打牌、吃酒。因为当时阜阳是倪家的天下，倪嗣冲留一团人在阜阳驻防，团长倪金镛，为安武军旧部，有正规军三个营，团部设在马公祠（现地区医药公司后边），随团部驻一个营，营长熊兰亭，另外两个营驻城外。还有地方保卫团，团长倪道煦，是倪嗣冲的侄子。保卫团有七个中队，一千二百多个人。他们正忙养盖倪将军府（地址在西门内现在的五中），从东北运来的木料，从云南运来的大理石，在地方拉伕派款，每天有上千民工为倪家修整宅基，搬运木料。安武军和保卫团借监工和派差的名义搜刮民财。就在这时，土匪装扮成卖油茶的，做小生意的杂在民工中混进城来，刺探情报，作为内应，城内统治者一点都没有察觉，所以丝毫也没有防范。

“老洋人”进城，在民国十一年旧历九月十三日。这一天，阜阳城内和往日一样。中午，倪团长在马公祠请“花会”，倪家亲友、三家钱庄经理、城内士绅都在那里吃酒取乐，晚上得胜楼唱的是赵月来主演的“九江口”，得月楼唱的是葛德华主演的“白马坡”。马经理爱听赵月来的戏，我打灯笼把他送到得胜楼。他们坐在前排听戏，我站在后边看戏，随时准备伺候掌柜的。戏刚开场，熊营长派人来送信，说探子探到“老洋人”已经过了杨桥集，往阜阳来了。当时剧院内就乱了，戏也停了，马经理叫我把钱庄的人赶紧找回去。

我回到“汇昌和”，马经理正在叫人“销票”。“销票”就是把钱庄已经印好的还未放到市场上流通的票子涂抹了，以免被人抢去到钱庄兑换。烧掉最省事，为什么要涂抹呢？因为原来没有准备，也不知发放到市场多少，钱庄存多少，涂抹后等事情过了以便核对。但印出的票子太多，涂抹太费事，就弄来几盆红、绿颜色水，把成本的票子往颜色水里一沾，算报废了。就这样一直搞到十点多钟，才把票子销完。

东家（王普）的客人程省三从剧场回来后，躺在南客屋里吸鸦片烟，经理叫我到那里伺候。我把茶水、烟具都弄好，看着程他在榻上吞云吐雾地过瘾，我累得眼皮也睁不开，就往烟塌上一靠，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突然一阵吆喝把我惊醒，睁眼一看，程老爷不知到何处去了，烟枪上的烟泡还未吸完，烟灯已结了一个大灯花，院子里很亮，有许多脚步声和人声，客屋通套房屋的门已经上了栓。我隔着窗户往院子内一看，只见十几个人打着火把，有穿军衣的，也有穿便衣的，他们正在砸帐房的门，还有人从套房间里抬出卧柜，柜打开，都围着抢东西。我想，坏了，土匪进来了，就悄悄地从后角门跑出来，刚到二门里边，就听后边有人喊：“站住！”接着是“哗啦”一声，我知道是拉枪栓，就本能地站住了。一个高个子土匪，抓住我的衣领喊道：“逮住一个人”。有人回道：“拉这里来”。他揪着我送我到饭堂里，这里有七、八个人，一个腰里插着手枪的问我，“你是这里的什么人？”我说：“是学徒的”。他听我口音不是本地人，就问：“你是哪里人？”我说：“山西省人。”“店里可有枪？”“不知道”。“钢洋（银元）放在哪里？”“不知道”。旁边的一个人咋呼起来：“这小子不老实，一问三不知，宰了他！”我说：“真的不知道，钢洋有，多得很，可我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你干什么活？”“我伺候他们，刚才还给程老爷烧烟”。“烧烟，好的，好的，烟土在什么地方？”“在客屋后面小套房里。”土匪叫我带着他们来到小套房。我只知道平日从这里拿烟土，却不知道有那么多。打开房门，几个大柜里都放满烟土，货架上、床底下放的也是大烟土，有盆装的，也有碗盛的，几个土匪高兴得笑起来，他们说至少要有一万两。腰里插手枪的那个土匪，拍着我的肩膀，笑着问：“他们一年给你多少钱？”我说“一年四串。”“别干了，咱们一块趟（注）去。”我不知道什么是“趟”，低下头没说话。他又拍着我的肩膀说：“不要怕，帮我们运这（烟土）。”土匪们都在把烟土往院子里搬，我也端起一盆烟土送到院里，搬了几次，我看他们都不注意监视，就瞅个空跑到后院里。后院里有围墙出不去，旁边有个猪圈，急中生智，我把猪圈门摘掉，靠在围墙上，爬了过去。那边是周雁臣家的后院，已经有十多个人躲在那里，其中有裕隆茶庄的管帐先生余孟亭，他是正阳关人，他见我跑过来，就问：“那边怎么样？”我说：“土匪进满了，正在抢东西。”不知是谁喊了一句“起火了”。我们抬头一看，只见西关一片火光，照得半边天通红。

这时从前院进来一伙土匪，把我们押到周家大客厅里，叫我们排好队，扒开衣服，他们一个个的搜查，没有搜出财物。一个连腮胡子的土匪，掏出手枪吓唬说：“谁家有枪?谁家有钢洋？快说！”我们谁也没吭声。他把枪掂了一掂，冷笑着说：“这枪可不是吃素的，在杨桥我一梭子撂倒十几个，到阜阳还没发市哩，再不说，可要叫它开晕啦。”正说着，外边有人喊：“张老五快来，‘排’着啦”（注）。“在哪里‘排’着啦？”“在茶叶箱里。”“送这里来。”几个土匪把茶叶箱抬来，箱上写着“隆裕公”，一打开，里面白哗哗的都是银元。

(注：趟、是土匪的黑话，意思是入伙。“排”即找，土匪黑话。“花票”，土匪黑话，即年青的姑娘。)

我望了一眼余孟亭，只见他面如土色，和死人差不多。外边又有人笑着嚷着进来：“张老五，我们给你‘推’来两个‘花票’”（注）。土匪们拉着两个哭哭啼啼的妇女进来。我一看，认得是程四大人的姨太太。程四大人是陕西省财政厅长程会亭的儿子，名叫程晓西，他和东家有亲，我经常到他家送东西，所以认得。这两个姨太太一个姓马，人们叫他马姨太，那一个不知姓啥，人们叫她凤姑娘。往日她们擦脂抹粉，打扮得花枝招展，对我们这些人连看也不看一眼，今日却狼狈不堪，十分可怜。那个叫张老五的跑了过来，院内看不清面目，他又咋呼着叫人点大“亮”子。一个土匪把客厅门口的竹帘子取下，卷起来往油桶内一沾，点着火，照得院内通亮。他见这两位姨太太有些姿色，就动手动脚的，她二人忸怩地躲着，旁边的土匪哈哈大笑。张老五喝道：“笑什么！快把这些‘彩头’（注：“亮”即灯。“彩头”即钱财。）拿去”。他把旁边的一个茶叶篓子往那些土匪跟前一踢，“哗啦啦钢洋都滚了出来，土匪们争着去抢钢洋。张老五又喝令我们退出去，扑上去把马姨太抱了起来。

大街上很乱，土匪们自南往北，见门就砸，砸开了，一窝蜂似地涌进去抢东西。这里是商业区，有钱庄和几家大商号。土匪们有的扛着抢来的东西往外走，也有往里来的。有的先抢的是衣物，后见了铜板，就扔了衣物抢铜板，而后又见了钢洋、烟土，又扔了铜板，去抢钢洋、烟土。街两旁扔了很多衣物，铜板，有些穷人在街上拣土匪扔掉的衣物、铜板，土匪只顾自己抢，也不问这些人。我的心稍微放松些，站在街上往南看了看，“汇昌和”那里火把通明，土匪们出出进进仍在抢东西，每个人都拿到他再也不能多拿的时候，才带着乐西往回走。西关里火越来越旺，土匪们抢完一家，就放一把火，把房屋烧了。这时，大隅首一带还未点火。

我不能回去了，就往北走，走到德润池北边，见到胡瑞章的母亲在门口站着，她问我：“到那去？”我说：“钱庄被抢了，土匪进来了。”她说：“别害怕，到我屋里躲躲。”忽然从南边跑来三匹马，马上的土匪问：“县政府在哪里？”我们没搭腔，想往屋里躲。马上跳下一个土匪，举起马鞭要打，我就说：“县政府在北边。”他叫我给他们带路，刚过了古楼，后边又赶来一匹马，说东门打起来了，老李挂”彩啦。土匪二话没说，拨转马头就往回跑，只听见几声枪响，又没动静了。

我到韩古同北边，迎见李二报，他在伪县政府当差，问我从哪来，我说：“土匪进城了。”他不信，我指着西关的火光给他看，他又跑到古楼往南看了看才相信。他回来说：“快走吧，北城可能开门了。”

保卫团的队伍正在北门里集合准备下早操，他们望见我，就问：“干什么的？”我说：“跑反的”。“跑什么反？”“城破了，南关里进满了土匪”。队形当时就乱了，他们围上来问：“真的吗？”我向南指着说：“看那火光。”他们一见，登时炸了营，争着往北关外跑。北门外是泉河，正是枯水季节，河水不大，保卫团拉了几条船，搭起一个浮桥，往河北岸跑去。我跑到毛家窝、遇见张××，他也是个生意人，经常到“汇昌和”兑换票子，认得我。他问：“霍相公到哪里去？”我把城里情况一说，他把我留在他家里，吃过早饭，逃难的人更多了，下午毛家窝一带都住满了。人们都在诉说着各自的遭遇，有的财物被抢光，有的房屋被烧毁，有的妻子儿女被掳走，一桩桩，一件件，惨不忍闻。火自南往北蔓延，十四日上午烧到北关，城里的人能跑的都跑了，无人救火，火势任意蔓延，夜间一片火海，白天黑烟弥漫，火烧的灰烬随风飘到数十里以外。土匪走了一批，又来一批，如入无人之境，安武军和保卫团的队伍也不知都跑到哪里去了。据说倪金铺正在乡下买地，团部付官向他报告，土匪窜犯阜阳，他置若罔闻，坚不回城。倪道煦参加“花会”后，留下两个妓女作乐，土匪进城后，勤务兵把他从床上架起来跑出去。县政府一枪未放就缴了械，县长陈涤尘也被土匪当肉票掳走。

十五日上午，听说土匪往南去了，我想回去看看。老张不叫走，说有危险。我当时年轻，什么也不怕，硬走了。北门吊桥被火烧了，木板还在冒着烟，过不去。城壕里水浅，我就淌了过去，从城墙上的一个缺口扒进去，经玉石池塘转上大街。街口有两具被火烧的尸体，四肢蜷缩着，也分不清男女，焦腥味很难闻。我从死尸旁边跑过去，大街上空荡荡的。门面房子都烧完了，到处是断墙残壁，有的地方还在冒着烟，前天还是繁华闹市，现在一片凄凉。

在大隅首北边，我遇见“信立成”钱店的二掌柜常兴周（山西人），也是刚从城外回来。他问我：“碰见土匪没有？”我说：“没有。”他说：“可能都走了，我到店内看看。”我也往“汇昌和”走去。还没到店门口，张家（钱庄的杂工）慌慌张张地跑来说：“土匪又来了，常掌柜被掳走了”。我俩立即往天后宫小巷（现军区旁边）跑去。那里住有一班“戏子”，他们怕土匪骚扰，就把“行头”摆在院内，胡子挂在墙上，跑戏报的李永臣望见我就喊：“霍相公到这里来。”因为我经常接送东家看戏，所以他们认识我。我跑过去，老李打趣地说：“这里比大公馆还保险，土匪不光顾我们。”在这里避难的人很多，有一个吕太太，是周雁臣的姐，家住吕大寨，走娘家遇见破城，就躲到这里。她向我打听外边的情况，听说还有土匪，就要我把她送出去，能送到吕大寨，给我一大笔钱财，可我没敢答应。中午，李永臣不知从哪里得到的消息，说倪军回来了，王镇守使也派兵来了，土匪往地理城方向逃窜了。我又回到“汇昌和”，可能因为这里的钢洋、烟土太多，土匪为了搬运财富，没有放火。我走进房内，一片劫后景象，柜房、仓库全被砸开，值钱的东西都抢走了，销过的票子、帐簿撒满房内，前后院空荡荡的，没有见到一个人。当我走进后帐房的小院，忽听房顶上有人压低声音喊：“霍相公，霍相公。”原来是经理马俊峰，土匪来时，他跑到房顶上藏在这里，已经一天半没吃饭了。我说：“下来吧，土匪都走了。”我把他从房上接下来，又到厨房里找些吃的，他吃着东西说：“完了，什么都完了，咱俩还算好，留个活命。”

吃过饭，他有了精神，叫我把后帐房的夹壁墙打开，原来这里还藏着钢洋，他拉出一个箱子打开，拿出十块银元给我，叫我到公馆里去看看。

王公馆在三府街路北（现雨伞厂）。这时，逃在城外的人，陆陆续续地都跑回来了，街上已有人走动。我到公馆一看，也被洗劫一空，只有一个做饭的老李头在家，他说五老爷（王普的五弟，叫王维生）在花会上喝多了，躺在床上喊不醒，土匪进来把他掳走了。

“老洋人”不但抢掠财物，还掳人，所掳男女，称为“肉票”。一票值百元或值千金，随家估价，贵贱不一。票价定出后到期不赎，就要对“肉票”拷打折磨或撕票(杀害)，有些年轻妇女，土匪还要奸污后，才能赎还。人人恐怖、畏如虎狼，如小孩哭了，大人对小孩说：“‘老洋人’来了！”小孩就不敢哭了。

“汇昌和”错对门住个漆匠，漆匠的女儿被掳走后，因有几分姿色，被土匪头目留下，过了二年，这个土匪居然当了孙殿英手下的旅长，带着礼物来阜阳找漆匠认亲。

十五日晚上，人们都陆续回到家内，我和马经理就睡在帐房里，刚到半夜，又听见人声嘈杂，一片吆喝，还夹杂着哭骂声。马经理霍地从床上跳起来说：“土匪又来了”。这时，门已被砸开，进来的不是土匪，而是穿军衣的保卫团。马经理一见是官兵，放下心来，满脸陪笑地说：“老总辛苦了，清坐，请坐。”可那些当兵的却不理他那一套，一个个横眉竖眼地咋呼道：“老子拼命流血地把土匪打跑了，你们拿什么慰劳。”马经理仍是陪着笑说：“这个兄弟知道，改日一定奉请。霍相公，你到厨房里看看还有酒吗”。我说“好”。刚想往外走，却被门口站岗的用枪挡回来：“他妈的，别装蒜啦，老子要的是钢洋，烟土。”我说：“老总，土匪刚抢过，什么也没有了”。一个当兵的把我往旁边一推说：“没你的事”。另一个说：“马经理放明白点，谁不知道‘汇昌和’，别叫兄弟们动手。”马经理却硬了起来，他身子一挺说：“我马俊峰领的是王镇守使的东，王镇守使是你们倪团长的姐夫，‘汇昌和’的钢洋、烟土多得很，想要，请你们团长来”。这一招也没有镇住他们，两个当兵的拧着他的胳膊，从身上搜出许多银元，钞票。其他人也都乱翻腾起来，百先翻出丁他从夹壁墙里拿出的一箱子银元，一哄抢光。接着又发现了夹壁墙，马经理气急败坏，嗓子都喊哑了，可当兵的只管抢东西。钢洋、烟土抢劫一空，连床上我俩盖的被子也抢走了。当兵的走后，马经理气得大骂倪道煦纵兵殃民，官兵比土匪还坏。

确实如此，土匪只抢大街，商号损失大，居民损失较小，特别是住在偏僻小巷的没有受到什么强扰，一些贫苦的居民还从土匪抢剩的捞到一点外块。而保卫团却大街小巷一齐抢，弄得鸡飞狗走，连人们的衣服被子都抢，有的还奸淫妇女，哭喊之声不绝，又是一场浩劫。

十六日，倪金镛、倪道煦都回来了。城里到处是安武军和保卫团的兵，他们还假惺惺地在大隅首枪毙了两个伪兵，说是抢劫居民，还贴出安民告示。城内居民无不咒骂倪家，几个士绅带着灾民到马公祠找倪道煦评理，他们自知理亏，警卫森严，不予接见。

次日，王慈生派来的一团人进城维持治安，团长叫吴大贺。受害的灾民又去找吴告状，马经理也找到吴团长，把“汇昌和”被抢的经过叙述一遍，也告了倪家一状。吴见事关重大，牵涉到倪家，不敢久住，就借口土匪已走，没有驻防军令，第二天就带着队伍走了。

王慈生得知他五弟被掳走的消息，派了一个营长，化妆成小商犯，跟踪到河南宝丰也没救下来，最后用一千块钢洋才赎回。常兴周被“老洋人”掳走后，十多天才跑回来，我见到时，他腿上被打的伤还未痊愈。谈到被掳的经过惨不忍闻。土匪探出他是信立成钱店的二掌柜，就要一千钢洋的赎金，上匪哪知道二掌柜的也是职员，家里哪有这些钱，缴不上款就挨打，打后还要给土匪当脚夫，挑东西。白日干一天重活，夜间审问，有时还上吊山，灌辣椒水，不几天，他的两条腿就肿多粗，掳到息县时，晚上又审问，他怕再挨打，说家里已经来信，明天送钱赎人。土匪信以为真，没打，还给他一些好东西吃，腿上又敷了药，下半夜他借口解手跑了出来。

阜阳县县长陈涤尘被掳走后，土匪不知道他是县长，交给一小股土匪监视，被监视的有七人，其中一个叫周琴一的认识陈，两人悄悄商议好，审问时互相证明说是做小生意的，并说家里已经变卖东西来赎人，到乌龙集时，两人趁夜晚监视稍疏，乘机冒雨逃回。据说从阜阳掳走的男女有数千人，当时妇女缠脚，行走不便，被掳更多，遭遇更惨。

还有几件事，虽不是我亲历，却是亲闻。现在有些上年纪的人说起来可能还记得，西关有个姓李的，九月十三日喜期，新娘子娶到家，晚上正闹洞房，忽然枪声四起，“老洋人”进了城，贺客一哄而散，土匪进来，抢走了东西，还掳走了新人，最后重金赎回，新娘已被奸污，多次自尽被救活。城外有个杜××，刚婚不久，土匪来了，新媳妇被掳到王化集，匪徒轮奸后，已不省人事，医治半年始愈。

“老洋人”自河南宝丰、临汝、鲁山、郏县一带起事东下，越过平汉路，由上蔡、项城、沈邱进入阜阳境内，经杨桥集、大田集进城抢劫后，分数路南窜经李集、王化集、地理城、方集、逾洪河入息县，返回宝丰一带。沿途大小集镇遍遭烧杀淫掠，白天路断行人，夜晚火光冲天，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不可胜计。匪祸之惨，为阜阳历史所罕见。当时，城内有正规军一团，保卫团七个中队，一枪未放，土匪去后，倪军搜抢，致使民愤极大。民众组成阜阳灾民团，到省控诉二倪罪行，奈督理马联甲，系倪嗣冲旧部，与二倪关系密切，袒护不理。消息传到阜阳，群情激愤，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后由地方绅士吕荫南、丁象谦、宁灿枢、李采汉等组成阜阳灾民赴京请愿团，到北京联系安徽在京人士，终于将呈文送交总统府，黎元洪见文后，接见了他们，面听详情，才下令通缉二倪。马联甲闻讯，密送二倪逃避，倪道煦逃避天津租界，倪金镛也逃匿他处。直皖战后，倪氏垮台，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二倪始被捕正法。

抗日初期，日机轰炸阜阳，我跑反到漯河，见到刘杰三（山西人），他曾在宝丰煤矿管帐多年。因老乡关系，谈及“老洋人”之事。据他说：豫西一带土匪极多，府十处（即河南府所辖洛阳、偃师、巩县、孟津、登封、新安、渑池、宜阳、永宁、嵩县），州五处（即汝州管辖的临汝、鲁山、郏县、宝丰、伊阳）等地拉杆而起的山大王有几十人。

有“老架子”，是清末民初拉杆而起的杆子头，最著名的有刘镇华、孙老九、柴老八（即柴云坠）、张治公（即张书林）。“新架子”是民国以后起家的，有孙殿英、武庭麟等。这些人今天是山大王，明天就变为军师长。如刘镇华曾为镇嵩军军长、“豫陕甘剿匪总司令”。孙殿英、武庭麟等都当到军长。开始他们的势力还都很小，就放出些“外队”去扩充势力。所谓“外队”，就是他们把已拉起来的人，讲好条件，给他们些枪弹，再放出去拉杆子，等人、枪拉多了，再把他们收抚回来。放出的“外队”到处烧杀、抢掠、奸淫，拉“肉票”，为所欲为，弄得民不聊生。拉回来时，人多枪多当大官，人少枪少当小官。就这样连续不断的闹了近二十年，一般人都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升官发财”的捷径。豫西山大王的所谓兴家立业，就是这样弄成的，白朗、“老洋人”，李老末等都拉到数万人。

“老洋人”是群众的俗称，他姓张名庆，因长象有点像外国人，所以人们送个外号叫“老洋人”。他是河南宝丰人，民国初曾拉一小股人，为归德（今商邱）镇守使宝德金收抚，当了机枪连连长。后宝德金被冯玉祥枪毙，张挟枪逃回宝丰，打煤窑，养壮丁、拉杆子、放“外队”，四出掳抢。数年间，人集聚多了，势力闹大了，就把放到鲁山、郏县、临汝的“外队”收回来，编为四队，于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自豫西东窜，攻陷阜阳抢掳后又返回宝丰、鲁山。刘杰三当时在宝丰煤矿管帐，知道一些详情。他说：“老洋人”回去时，鲁、宝几县的杆子象办喜事似的张灯结彩排队欢迎，说他发了大财。据说“老洋人”脾气暴躁，好凶杀，杆子里仇人很多，回去后不久，就被人刺杀在京汉路火车上。

资料来源：

《阜阳史话》第二辑(198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