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雄藩：幕末的萨摩藩

西南雄藩：幕末的萨摩藩

萨摩藩，正式名称为鹿儿岛藩，为日本江户时代的藩属地，在九州西南部，在江户时代，其领地控有萨摩国、大隅国和部分日向国属地，此外琉球王国也受他们控制，领土包括今日的鹿儿岛县全域（含琉球国的奄美群岛）与宫崎县的西南部。在德川幕府前，这里是萨摩国、大隅国和部分日向国属地。关原之战之后成立萨摩藩。关原之战爆发期间岛津支持西军，与德川家陷入对敌关系，战后岛津氏外交游说下，成功保住了原有领土。江户时代早期入侵琉球，占领奄美诸岛，并支配琉球王朝。幕藩体制之下在宝历治水当中是被幕府的弱体化政策受压的一方。德川纲吉养女竹姫为岛津继丰的后妻之后，与德川氏女儿进行婚姻，因而加深了与幕府的关系。幸运的是，他们的当主相当长命，并没出现子嗣继承问题需要幕府介入，因此与幕府的关系比较稳定。

鹿儿岛县位置

江户时代，和幕府关系亲近的大名藩属在江户即东京附近，而关系越疏远其属地就离江户越远。萨摩藩在日本四岛的最西，与幕府的关系可想而知。所以其青年武士阶层推动革新，与其附近的长州藩的青年武士一起在和西方列强的接触中发展壮大，被称为强藩藩制采用外城制、门割制等独特的兵农分离制，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中世纪末期的统治体制。这种藩制加上火山地带、台风等恶劣的自然条件，使生产力停滞，瓦解封建制的力量得不到发展。整个江户时代，除逃散等消极抵抗外，几乎没有出现百姓一揆，然而参觐交代和帮助幕府大兴土木等造成藩财政的沉重负担，尤其是重豪执政时，财政陷入极度窘迫的境地。幕末时期，萨摩藩等强藩组成倒幕联盟，主张废除幕府，还政天皇。在明治天皇掌握政权之后，日本内阁的大多数阁员都来自长州藩和萨摩藩。萨摩藩在近代之所以能够雄起，与兰学狂人岛津重豪的奠基密不可分，所谓兰学，就是以荷兰为代表的西方学问。那重豪究竟做了什么呢？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兰学狂”岛津重豪的画像

岛津重豪（1745年11月29日－1833年3月6日）岛津氏第25代当主、江户时代萨摩藩第八代藩主。岛津重年之子，岛津都美所生。幼名善次郎。因为在江户（今东京）的藩邸位于高轮地区，岛津家又名列将军下马众，他也被称之为“高轮下马将军”。

他以酷爱研究兰学而出名。1745年11月出生，幼名善次郎。其母都美因产褥异常而死去，时年十九岁。1755年，由于父亲岛津重年逝世，善次郎成为藩主，实权由祖父岛津继丰掌握。1758年6月元服，起名重豪，叙从四位下左近卫权少将兼萨摩守。1760年祖父岛津继丰死后开始掌管藩政，但实权由外祖父岛津贵俦掌握。三年后重豪亲政，实施藩政改革。岛津重豪对教育十分重视，而且自己本人对西洋传来的兰学起著浓厚的兴趣。在担任藩主期间，曾在萨摩藩设立藩校、造士馆、演武馆、明时馆（天文馆）和医学馆，对历法学、天文学和医学作出了一定贡献。这些机构不仅提高了武士阶级的教育水平，也给予了平民以教育机会。1787年，岛津重豪将家督之位让给了长子岛津齐宣，自己则隐居，迁任上总守。事实上，重豪依旧掌握著萨摩藩的实权。1809年，发生了近思录崩事件。岛津齐宣接受了近思录派桦山主税、秩父太郎等人的建议，实行紧缩财政的政策。这与喜欢华丽生活的岛津重豪发生了冲突，重豪罢免了这些人的的职务并迫使齐宣隐居，立岛津齐兴为藩主。然而晚年重豪却进行了藩政改革，重用下级武士调所广乡，并取得了一定成就。

岛津重豪酷爱研究兰学。精通荷兰语和汉语，被西博尔德称为“兰癖大名”的代表，使历法学、天文学和医学集结为汉语研究的《南山俗语考》、农业研究的《成形图说》、历史著作《岛津国史》、草药研究《质问本草》，以及生物学的《鸟名便览》等书。嫡孙岛津齐彬的开明思维也是受到了他的启迪，因此为一些人称作明君。然而在另一方面，岛津重豪在执掌藩政期间开销巨大。在重豪执政期间，萨摩藩出现大量财政赤字，向其他大名借贷，却遭到了拒绝，重豪只得向市井中放高利贷者借贷。这被许多家臣所不齿，认为他是愚君。因此岛津重豪是一位颇具争议的藩主。

当然，让萨摩崛起的关键人物，是日本历史爱好者耳熟能详的齐彬公，把重豪比作萨摩兰学路上的列宁，那岛津齐彬就是斯大林。岛津齐彬（1809年4月28日-1858年8月24日），日本江户时代的大名，萨摩藩第十一代藩主、岛津氏第二十八代当主，“幕末四贤侯”之一。幼名邦丸，通称又三郎，法名惟敬、麟洲。

四贤侯之一的岛津齐彬

嘉永四年（1851年），齐彬继承萨摩藩主，他运用从外国学来的知识，采用西式练兵方法，生产新式武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成了船坞，下水了轮船，成立了法国式的骑兵，开创了海军，创办了一些民用工业。其热衷西洋科学，放眼世界，是带领萨摩藩执行富国强兵政策，最终在幕末崛起的领袖人物，并培养出了诸如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一大批后来在日本发动明治维新的俊才。嘉永六年（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舰队到达日本的时候，惊慌失措的德川幕府派岛津齐彬出头解决这一问题，他主张暂时接受佩里的要求，争取时间加强国防力量。齐彬在正式成为藩主之时，正是作为邻国的我国清朝经历鸦片战争之后这段时间。英、法等国对中国的殖民地化进程大大震撼了不远的日本，特别是齐彬本人。他在就任之初便立刻着手按照此前兰学的思想富国强兵。在藩内，以“殖产兴业”为主导政策下，齐彬以鹿儿岛地区为中心开始了日本第一个近代西式工厂群的建设，其中涉及包括西式造船业、制铁业（反射炉、熔矿炉的建造）、纺织业、军事工业（大炮、地雷、水雷）、制造业（玻璃制品）等多种行业，这被统称为“集称馆事业”。特别是针对鸦片战争中体现出的军舰的重要性，相继制造了多种西式帆船、军舰，这些又带动连带的冶炼、纺织、军事等工业的兴盛。除了硬件的发展，藩内的软件－人才也得到了新的锻炼机会，本来出身下级藩士（乡士）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都是从这时候逐渐崭露头角的。

近代新式海军和齐彬提拔的重要人物西乡隆盛

除了对内的发展和萨摩藩自身实力的提高，齐彬也更多参与日本政局的变化。他和其他一些大藩藩主（如福井藩主松平春岳、宇和岛藩主伊达宗城、土佐藩主山内容堂、水户藩主德川齐昭、尾张藩主德川庆胜）一直对幕政施加影响，特别是在1853年佩里舰队进驻江户湾的“黑船事件”发生之后，更积极反对幕府原先的锁国政策，主张公武合体与武力开国。就在这段时间，幕府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一方面时任13代将军的德川家定病弱，且是个克妻达人，正室天亲院任子（鹰司政熙女儿）和继室澄心院秀子（一条忠良女儿）先后死去，结果将军家的后嗣问题浮出水面。特别是在老中阿部正弘死后，更出现了支持御三卿之一的一桥德川家当主德川庆喜（一桥派）和支持纪州德川藩主庆福（南纪派）两派之间的强烈争斗。齐彬去世后，尚在人间的父亲齐兴在其后的一年中重新控制藩政。齐兴去世后，由于齐彬无子，从忠教那里过继来了长子忠义，先后娶了齐彬的女儿暐姬与宁姬，以婿养子的身份继任家督。至此萨摩藩的藩政终于又落入忠教手中。此时他42岁，和齐彬成为藩主时的年龄一样。忠教又名岛津久光，从他主政萨摩藩开始，历史的车轮大跨步地转动起来了。

久光执政不久，一件改变萨摩命运乃至日本近代史的事件发生了，这就是1862年9月14日在横滨郊外的生麦村发生生麦事件。当时四名西洋人不知日本礼仪，见到武士没有退到一旁，而惨遭奈良原喜左卫门、海江田信义等人的砍杀，为首的英国商人来不及逃脱被砍死，另有两名男性背部和肩部负伤，另有一女性帽子被砍掉侥幸逃脱。由于双方并未处理妥善赔偿问题，萨英战争爆发了萨英战争。英国为了促使萨摩藩出面解决生麦事件，交涉未果，而派遣军舰攻击鹿儿岛湾的炮击事件。此役在鹿儿岛当地又称“前之滨战役”。

萨英战争

1863年8月15日，英国舰队扣住了萨摩藩的三艘蒸汽船（白凤丸、天佑丸、青鹰丸）。中午，萨摩藩的岸防80门炮开始先发制人。英国被打得措手不及。14点，英军使用100门炮攻击炮台、鹿儿岛城。破坏了近代工厂研究所集成馆。萨摩藩失去蒸汽船和所有生产炮台的工厂。但死伤者极少，只有17人。

在萨摩藩的炮击中，英国舰队重伤一艘，中度伤害两艘，包含舰长副舰长一共死伤63人。英国认为损失惨重的原因是，开战当时暴风雨来临，舰队摇晃严重、准备不足的火炮命中率极低，而英国舰队停泊的地方正好是萨摩常常军演训练的地方。另一方面，萨摩方面认为受创惨重的原因是英国的新型大炮命中率、射程都远远优于萨摩的大炮。1863年8月17日16时、英国舰队炮击樱岛后、开始往横滨撤退.

鹿儿岛炮击

萨摩支付赔偿款

1863年11月15日英萨在横滨议和。萨摩藩赔偿两万五千英镑（相当于2万300两），但这笔钱却由当时的中央政府（幕府）来支付。

萨英战争的结果，令萨摩藩了解到攘夷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英国挟鸦片战争胜利之余威，原本认为萨摩藩不堪一击，然而最后英军虽自认为该事件以己方小胜告终，却亦不得不承认萨摩军的实力。因此，英国亦从原先支持幕府的方针，转而亲近萨摩藩。 萨摩藩知道攘夷不可能，转向主张开国，后来成为明治维新的推手。萨摩藩痛感军备近代化的必要，答应支付生麦事件的赔偿费和搜捕凶犯。英国也因萨摩藩的强硬反击而重新评价其实力。这次事件反而发展成萨摩藩与英国的合作。这场冲突事实上成为之后萨摩与英国紧密关系的开端，其后双方还在戊辰战争中结为联盟。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开炮击中英舰的炮手大山岩，后来成为日军中最早的元帅。而为大山岩搬运炮弹的助手中，有日本海军之父山本权兵卫，还有日本海军军神东乡平八郎。

在日俄战争中声名鹊起的东乡平八郎

萨英战争结束后，攘夷志士出身的大久保利通、海江田信义进入政权核心，原“精忠组"领袖西乡隆盛也结束多年流放生涯，于元治元年( 1864)二月返回鹿儿岛城。并迅速在三月出差去了京都。京都政坛恰好不太稳定，岛津久光与后来的15代将军德川庆喜发生争吵,愤而辞掉“参预”回藩。临行前，西乡隆盛获任“军赋役”,与另一位萨摩青年高级武士小松带刀一起主管京都、大阪-带的萨摩藩军政事务，家格也提升为“小番"(第六等)由于岛津久光随后三年间都在藩内执政，小松带刀也经常往返于藩与京都之间，常驻京都的西乡隆盛拥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

1864年七月十八日，“禁门之变”爆发。作战中，西乡隆盛主动击溃长州藩兵，造成长州志士久坂玄瑞阵亡，幕府军大获全胜。正因如此，长州藩对于萨摩藩，特别是对西乡隆盛可谓咬牙切齿，甚至将萨摩藩与德川庆喜的支持者会津藩列为同类，斥为“萨奸会贼”。其实小松带刀、西乡隆盛两人都不亲近幕府，甚至一度拒绝德川庆喜在七月八日发布的出兵命令。但“尊皇攘夷”毕竟以“尊皇”为先，长州藩兵将枪口对准皇宫,担负着京都保卫任务的西乡隆盛自然不满。然而一 码归一码，随后朝廷与幕府共同下令征讨长州藩，西乡隆盛一方面派遣军队跟随幕府军围住长州藩四境，同时也从雄藩角度出发，寻求以和平方式为长州藩争取“宽典”。十月底，已经担任幕府征长军参谋的西乡隆盛主动前往长州藩谈判，获得征长总督、前尾张藩主德川庆胜赐子信物:十一月四日,西乡隆盛等三位原“精忠组”成员抵达前线,要求以处死策动“禁门之变"的7位长州家臣、流放5名避难公卿为条件,尽力帮助长州藩脱罪;十二月五日，长州藩主毛利敬亲撰写伏罪状。由于西乡隆盛的纵横捭固，第一次征长战争在没有大规模战役的情况下终结。

禁门之变

但胜利也让江户幕府又一次看到重夺大权的曙光。庆应元年( 1865 )五月底，14代将军德川家茂带着16个藩的6万藩兵来到大阪，要求长州藩主父子进京谢罪，并请求第二次征讨长州。为防幕府与德川庆喜政权(一会桑政权)结为一体,消灭同为雄藩的长州藩，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开始策划与长州藩结成同盟。

“萨长同盟”是倒幕运动乃至明治维新的重要基础，但需要注意，这份同盟最早并不是藩与藩之间的正式文件,只是两藩武土的私下构想。庆应元年( 1865 )六月，土佐脱藩武士中冈慎太郎抵达鹿儿岛，作为桂小五郎(木户孝允)特使提出同盟论，邀请西乡隆盛前往下关与长州藩武士会面。虽然会面未能达成,但随后西乡隆盛通过另一位土佐脱藩武士坂本龙马作为自身使节前往长州，同意以萨摩藩名义购买武器.战船再转卖给被幕府军禁止贸易的长州藩,先以实物取信于人。从交涉过程可以看出， 萨摩.长州两藩武士均未通过官方渠道商议，而是通过曾经的攘夷志士关系网互相交流,最终靠着两位同样出自土佐藩的武士达成互信，多少说明过去的攘夷志士已经脱离喊打喊杀的旧路，走上合纵连横的新路。八月下旬,萨摩藩船“蝴蝶丸"搭载着第一批4000挺“洋枪”进入长州藩军港，随后通过同样手段.长州藩又获得新式军舰1艘与新式步枪1万挺，初步具备与幕府对抗的能力。对于长州藩而言，能在幕府的贸易封锁下获得数量如此的军资支持，攘夷志士关系网居功至伟，旧攘夷志士出身的桂小五郎、高杉晋作等人自然能进一步主导藩政。九月八日，长州藩主毛利敬亲给“萨摩国主”岛津久光撰写亲笔信,不仅表明对于先前过错的反省之意,也提出“贵国执着于勤王正义之举，实为钦慕;为皇国之事，我等若蒙贵国关照则不胜欣悦”，等于从理念上默认攘夷志土的萨长同盟构想。

庆应二年(1866)一月八日，在西乡隆盛邀请下，木户孝允来到京都小松带刀宅邸，双方进行半个月磋商后，于一月二十一日达成协议。根据目前宫内厅藏文件，协议共有六条内容:1.一旦(长州藩与幕府)有战事发生，直接派遣两千余士兵急速与目前在京(萨摩藩)士兵合流，同时再派千余士兵前往大阪，稳固京阪两地防守:2.如果战役有我方胜利之气锋，那时(萨摩藩)必定将尽全力向朝廷中诉:3.万一战役有败色，却一年半载不至于全灭，期间(萨摩藩)也必定尽力协助(长州藩); 4.有朝一日幕府军队东归,(萨摩藩)必定向朝廷申诉，为朝廷直接赦免(长州藩)冤罪而尽力;5桥(德川庆喜)会(津藩)、桑(名藩)等辈如果进而增兵上国，如现在一样假意拥立朝廷，对抗正义,遮断(萨摩藩)周旋尽力之道，那不得不进入决战:6.若冤罪得以免除，双方须诚心团结，不需多言，均要为皇国粉身碎骨、尽力行事，无论选择何种道路。双方都要如同今日一样以皇国为念，以皇威恢复为目标，尽心竭力。六条内容里,第1至4条以长州藩必定会武力对抗幕府为前提,规定了萨摩潘在政治、军事上需要给予长州藩的协助;第5条确定萨长同盟的对手是京都的“一会桑政权”，一且政治工作不顺利便要进入决战;第6条则规定日后萨长同盟的远大方向。

但有趣的是，目前萨长同盟文书并不是双方均认可的盟约,而是木户孝允的一封书信。商谈结束之后,木户孝允离开京都路过大阪，在旅馆里私下将会议所定议题总结为六条，然后寄给中间人坂本龙马确认;坂本龙马则在书信背面写了一段确认话语。又返回木户孝允。这六条内容很可能并不为小松带刀、西乡隆盛等萨摩藩与会者所知。

木户孝允

虽然没有官方认可， 但原“精忠组"本身已经具备的政治资源就让长州藩收效显著。庆应二年(1866)六月开始，长州藩在幕府第二次征长战争中初步获胜;七月九日,西乡隆盛以藩主名义递上“长州再征反对建白书”，要求幕府迅速撒军;随即14代将军德川家茂去世，幕府军休战,萨长同盟取得阶段性胜利。

在此后萨摩加速了军事改革的步伐，与幕府和长州不同，萨摩的显著特点是连力气以枪队为基础的强大新式军队，由于萨摩藩经历了萨英战争，其教训让萨摩以建设新式军队作为当务之急，加上萨摩作为西南强藩，自岛津齐彬以来积攒的强大财政为基础，迅速建立起花园制炼厂，集成馆等藩营武器制造工厂。1866年，萨摩藩设立“陆军方”和“海军方”，有人认为这是日本的传统，海陆军对立的起点。其均采用大队，小队编制的新军。根据1862年的人口统计，萨摩藩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在61万藩人口当中，其武士阶级的占比竟然高达40%，且这40%中极大部分是俸禄极低的城下町武士和乡村武士。这些由下级武士组成的新军，规模很大。而且，这些贫困的下级武士相比与幕府，长州建立的由农奴，城市无业人员组建的奇兵队和雇佣军相比，萨摩藩的军队具有更强的军事力量。毕竟，在那个年代，你武士老爷还是武士老爷。总之，这些下级武士具有高度的成名立业的精神，其战斗意志也明显更优。再加上萨摩藩砂糖专营的强大财政也足以供给这样的一只军队。后来在戊辰战争中所向披靡，无往不胜。

萨摩藩建立的新式陆军，兵种齐全，装备先进

早在鹿儿岛海战之后 ，岛津久光等人听取战报和分析军事装备情况发现 ，英国舰队装备的阿姆斯特朗大炮射程 、射速、精度与口径都远远超过萨 摩藩的火炮若干倍 ，锥形炮弹的爆炸威力远超萨摩藩制造的球形炮弹数倍，阿姆斯特朗大炮的射程达到4000米，竟然是萨摩藩大炮射程的4倍。这使藩主和决策层认识到一时得胜只是侥幸，心情异常沉重，对战争前景无从乐观。因为双方实 力太过悬殊 ，无论是武器配置还是战斗人员 ，以及支撑战争的潜力方面，别说萨摩藩，就是整个日本形成合力，也难以匹敌英国，况且当时日统一尚未完成 ，其他牵制因素还很多。经过若干昼夜的反复思考与论证，萨摩藩认为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主动化解外交僵局，遂决定向英军道歉赔款，并将派出留学生正式提上议事日程。l865 年3月，萨摩藩派出第一批留英学生。明治维新 完成时，年仅 l5岁的天皇身边的助手几乎都是来自萨摩、长州等藩 ，萨摩主持海军 、长州统领陆军的格局雏形渐显。从后续影响来看，鹿儿岛军事冲突让萨摩藩 和英国之间关系变得密切，随后的戊辰战争萨摩 借助英国之力的历史也可佐证这一说法。在当时 “西力东渐”的大形势下，攘夷还是师夷，无异于事关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 ，选错了难逃沦为西方附属的命运，选对了很可能一改颓势。因 缘际会下，与外界互动最频繁、反应最灵敏的萨 摩藩担当了替日本先行试错和命运抉择的尝试 ，并基于自身的经验教训打开了局面.

萨英战争硝烟散尽后，日本面临海洋强权接踵而至的更大压力，由此加快了现实调整的紧迫感。然而，即便西方文化强势涌入，日本也没有变成西方的依附而丧失独立性，而是对外界影响因势利导，成为确立自身现代性的基础。与英国有民主文明的传统积淀不同，日本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道路并非一蹴而就。 在很长时期里，对于学习不学习西方，如何学习西方的认识，人们还是比较混乱与纠结的。在明治初期，既有批评西方，也有盲目崇拜西方的现象。 既有19世纪50年代排外的武士，也有60年代的现代主义者如福泽谕吉。随着与西方文化接触的日益频繁，社会对外了解的增多，理性、客观、务实的态度才盖过狭隘、排外、愚昧的盲目抵制成 为主流。起初，知识界与官方认为西方引入的军事科技已经足够来保卫日本的独立，但是也有人认识到军事科技因素是不能与政治、经济与社会 状况分开的，因此主张围绕在“富国强兵”口号下，推行更彻底的改革。总之，从各种 渠道得来的英国所展现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 方面的全方位优势，促使萨摩藩没有沉迷于暂时的胜利中，不再盲目排外，而是以清醒、开明、务实 的态度处理争端，转而利用国外先进文明来推动本国进步。经历萨英战争洗礼后的萨摩藩，以理性突破了盲目自大和极度自卑的两个极端，得风气之先，锐意进取，成为日本走向强国之路的探路者，从而摆脱了亚洲邻国从属于西方列强的宿命，转而实现了撬动历史的飞跃。

追溯萨摩藩的发展轨迹不难发现与长洲藩殊途同归的规律（本社此前文章有提到），萨摩藩和后来的盟友长州藩在幕末是沿着改良与革命的两条不同的思想路线行进的。而萨摩藩的志士领袖则是在执行藩主的改良主义路线失败以后，直到维新前夕才转向长州路线的。不同的起点，相似的际遇，促成两者最终走到了一起，实现了萨长联合。政治上的失策、军事上的失败，加上将军集权与大名分权的幕、藩政治体制，使长州、萨摩这样的雄藩首领终于明白：要想在日本国内取得政治上的发言权，必须走所谓“强强联合”的道路。“萨英战争”与“四国舰队炮击长州”后将生存危机转化为崛起契机，加强了萨摩藩与长州藩在讨幕斗争的引领作用与领导地位。另一方面，列强中的英国也调整了以往对日关系中过分倚重幕府的单线思维，转变为以萨摩为支点向各藩延伸的多点并进方式。英国公使阿礼国说：“以西欧的军事实力打败叫喊攘夷的日本人是容易的，但这样做只能受到东方人特有的顽强的敌视。”英国的对日政策应以协助维持现存秩序和“独立”（即不被其他列强霸占）为上策。这样才是最大程度、最有可能维护在远东利益的务实策略。英国觉得萨摩等日本雄藩不失为好的合作伙伴，倘若与其合作可以间接支配列岛，也使英国在远东有了抗衡其他列强竞逐的战略支点；而和列强中实力最强的英国结盟，使日本具备了极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某种程度上讲，列强中的英国事实上起到将日本带进世界舞台的作用，称其为近代日本的导师也不为过。本能的调整步伐适应外部变化以应对危机，萨摩藩与长州藩的处变策略基本印证了这种思维。

幕末萨摩军

当然了，如果仅把萨摩藩的戏剧性转变归结为决策层的个人决定 ，未免偏颇，实际上背后潜藏的是对某种历史潮流的集体有意识洞察。早在萨英战争爆发数百年前，在与荷兰、西班牙等国交往中，日本就出现了被称为 “兰学家”的新兴群体（前文提到的岛津重豪就是代表之一），使日本人对夜郎自大的 “华夷”思想开 始产生怀疑，后来又把 “华夷”思想发展为 “日本主义”。即使在西方文化呈现一边倒地强势涌入之时，日本也没有因此丧失主体性 ，而是积极回 应外来文化，并将其导引为 自身有益的成分。英国在当时世界上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方面 的全方位优势，迫使萨摩藩无法沉迷于暂时的胜利，日本必须 以清醒谨慎的态度处理对外争端。英国与萨摩藩交手之后 ，自大、轻敌的傲慢 态度有所转变，对萨摩藩事后态度也有些意外，在其后的谈判中发现萨摩藩并没有想象中的顽固，明白事理的人不少，不失为一个好的合作伙伴 ，与其合作可以促进英国的利益最大化。经历过 “鹿儿岛炮击事件”之后的萨摩藩意识到 日本与世界强国间的实力悬殊 ，“攘夷”是不现实也是 不可能成功的事情 ，日本要想在世界舞台中谋得 一席之地 ，除了奋起直追 ，别无他途。于是，萨摩藩充分利用其处在列岛最南端的地理优势，成为和西方接触的前哨，成为日本明治维新、走向强国之路的探路者。

1889年颁布《明治宪法》，明治维新基本成功

审读历史不能拘泥于一时一事，只有通过过程与因果联系的视角，才能跳出定式思维的牵绊， 界定文化因素在事件发展中的影响。直到今日，鹿儿岛博物馆里还保存有时人所画、准确标记双方舰队与炮台位置的手绘本图册，市中心还竖立 有萨英战争后出洋考察、推动明治维新的萨摩藩 17人像，这一集体记忆在国家上升 期具有里程碑意义。在那个风起云涌、亚洲开始 融人世界的时代 ，萨摩藩作为明治维新的推手之一，在外部危机压迫下及时领悟到破局的要领，将生存危机转化为崛起契机。

资料来源：

1，半藤一利 《幕末史》

2，佐佐木克 《从幕末到明治》

3，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明治维新》

4，《“囚徒困境”的幕末公共危机应对：以萨摩、长州攘夷为例》——高小岩，全美英（.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

（芝兰学社）